作者: (德)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
1848年3月，维也纳和柏林相继爆发了武装起义，革命烈火燃遍各地，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革命最终在德国各邦相继失败。
本书是马克思应纽约每日论坛报邀请所写的多篇稿件集合，当时马克思正在研究政治经济学，英语又不熟练，就请恩格斯帮忙撰写，他提供支持，并在发表前一起审阅讨论，因此专栏文章一直署名马克思，直到1913年才被得知是恩格斯所写。
恩格斯在本书中从经济基础、阶级结构、革命中各阶级的表现等方面科学地分析了1848年到1849年德国革命的原因、性质和动力，全面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整个背叛过程，再次强调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
恩格斯认为，“要研究革命必然爆发又必然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革命爆发前的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组织的基础的人民，其各个阶级的构成都比别的国家更复杂”，一是资产阶级“远无英法的资产阶级那样富裕和集中”;二是大资本家和大工业家作为一个阶级还不够发达，而“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的人数非常之多”;三是就像资产阶级的落后一样，“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同等地落后”;四是“农民阶级加上附属的农业工人，占全国人民的大多数”。
这种状况隐隐透露出了革命的危机。
首先是工人阶级大多数并“不是受雇于现代工业巨头，而是被小工业者雇佣，在缺乏现代生活条件和生产方法的同时，他们也普遍缺乏现代思想。在革命爆发时，大部分人的诉求是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公会”，缺乏更先进的革命主张。
其次是农民阶级中，富裕农民是“处于大封建地主与小农、农业工人之间的阶级”，他们会同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其余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和农业工人能够积极投身革命，但是由于他们“分散在广大的地区，难以达成多数人一致，所以他们无法胜利从事是独立的运动”，而“需要跟随城市居民的引领”。
最后，在尚未占据足够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介于大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这种境地决定了它的特性：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去。因此这个阶级永远摇摆在二者之间：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的行列，又惧怕多如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既希望参与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增进自己的利益，又唯恐不合时宜的对抗行为会触怒主宰他们生存的政府.....”这一阶级的观点是及其动摇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制或君主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当资产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一旦资产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就陷入了强烈的民主主义的狂热，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全面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小资产阶级构成了革命的最大变数。
此时的普鲁士邦中，资产阶级已经和国王绝对对立，他们清楚已经到了革命的前夜，并为此用一切办法“争取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农业地区农民的支持”;德国其它各邦中，反对政府的群众是由多种成分组成的，他们“利益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受到资产阶级领导”，最前面领导的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而在奥地利，虽然看起来平静，但各行各业、各个阶级都为这一刻做好了准备。
维也纳和柏林先后起义，但过程和结果有所不同，前者可以说是“几乎全体居民一致完成的”，然而“联合不能持久”，工人阶级和学生一道与获得了力量和权势的资产阶级“彼此开始动武”;而在普鲁士，在资产阶级发现革命很可能是要“破坏他们所追求的财产、秩序、宗教等”事物时，他们就赶紧“向陛下谢恩”，此后“一切不和都消逝了，他们和被推翻的制度的拥护者为了反对胜利的工人而联合起来，利用整个旧的国家机器与毫无变化的官僚集团来恢复‘秩序’”。
二个地区都建立了立宪政府，在普鲁士，两位“自由派富商”代表获得了掌控权;而在奥地利，“自由派官僚”们击败自由派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两个立宪政府的建立，拉开了原先团结一致反对旧政权的各党派和社会阶级“在斗争中四分五裂”的大戏序幕。一方面，这些自由派“只有依靠人民的援助，才能抵抗未被完全消灭的封建和官僚政党”，而另一方面为了“抵御激进的群众，他们又需要封建贵族和官僚的援助”。“实际上，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使一切国家机构适应于他们自己的需要和理想。”
为了组建新的国家，一个位于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被选举出来，和联邦议会并存，但最致命的问题是，“召集这个议会的联邦议会，对于国民议会的职权毫无规定”，由于权限不明确，“谁也不知道法兰克福议会的决议是具有法律效力呢，还是需要经过联邦议会或各邦政府的批准”。“在这种混乱状况中，如果国民议会稍有一点魄力，它就会把联邦议会立即解散，代之以从国民议会自己的议员中选举出来的联邦政府，宣布自己是德国人民的独立自主的意志的唯一合法代表，从而使自己的一切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并使自己在国内获得一支足以粉碎各邦政府的任何反抗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
但是这个“自称是体现了德国思想和学术真髓的议会”，“事实上只是一个供老朽腐败的政客在全德国的眼前表现他们全部不自觉的滑稽丑态和他们思想与行动上的无能的舞台...”“它在联邦议会的监视之下开会..它几乎是恳求联邦议会批准它的各项决议...它不肯定自己的自主权，反而故意回避讨论任何这一类危险的问题。它不用人民的武装力量把自己围绕起来，闭眼不看各邦政府的暴行。”“可以说，德国国民议会是一个假想的国家的议会，因为这个议会拒绝建立它自身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统一的德国。它讨论一些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假想的政府的各种假想的、永远不能实现的措施”，“通过一些谁也不感到兴趣的假想的决议，吹牛家们却以在“梦想的空中王国” 里遨游为无上的快乐。”
“德国人民他们曾一度希望至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奠定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但这群自作聪明的蠢人的幼稚行为很快就使全国人民的热情冷却了。”在维也纳遭到围攻的起义的存亡时刻，它只派了二个一直没有到达的委员前去，另有一名左派议员在那里被杀害，而面对立法机构、最高权力机关的委员被屠杀这种天下之大不韪，他们的态度竟然是在惊骇中“强行装出泰然自若的态度接受了事实”，它只是通过了一个其说是对奥地利的诅咒不如说是对死者坟墓的再次侮辱的象征性的决议;在奥地利宣告自己为君主国、藐视草拟中的联邦宪法时，法兰克福议会所做的只是加快完成“帝国宪法”这份杰作，“似乎靠投票通过一些修正案就能改变欧洲的面貌”，“他们感染了议会迷这样一种不治之症，其表现是充满了一种庄严的信念，似乎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这个很荣幸地得到他们作为议员的代议机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最终出炉的帝国宪法“虽然充满了矛盾，却仍然是全德国最富于自由主义精神的宪法，但它的最大缺点在于它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条文没有实力作为后盾”;在敌人的军队逼近的最后时刻，他们只剩下“要么无条件屈服，要么号召人民保卫立法机关，坚决进行武装起义并把所有战斗力量团结为一个整体”这两个选择时，他们所做的是“继续清谈、抗议、发宣言，就是没有行动的勇气或意识”，“这些可敬的议员先生们”最终跑到了斯图加特，从自己中间“选举了一个五人摄政”，“这个摄政立刻通过了义务兵役法，并按规定程序通告他们的敌人即德国各邦政府，要求他们征兵保卫议会!于是他们在纸上创造了一支保卫国民议会的军队——师、旅、团、炮兵连都被规定好和安排好了，所缺乏的只是实在的东西”，当这个“同旧联邦议会的私通而产生的私生子”那可耻的末日到来时，它就不被任何人注意地、不光彩地消逝了。
恩格斯最后认为，“小资产阶级可以说是这场运动的领导阶级”，“运动的中心都是小资产阶级掌握的中小城市”，“临时政府也大都由他们的人组成”。但就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一样，小资产阶级再次证明了“他们除了使托付给他们的运动失败以外没有任何能力”。
“长于吹牛的小资产阶级，在行动上十分无能，而且不敢做任何冒险。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细小规模，深深地影响到这个阶级的性格，使它缺乏魄力和进取心，所以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这些特点”。它在重要运动中“一贯表现出明显的怯懦，在政治上也表现了同样的短见、畏缩和动摇，这些正是它的商业活动的特点”。他们擅长操弄词句，“用漂亮的言语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励起义，并急于攫取权力”，但一旦武装冲突到了危急关头，他们就十分害怕所造成的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局势，“他们害怕接受了他们的浮夸的号召而认真武装起来的人民，害怕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所以“虽然他们经常慷慨地宣称它为争取自由不惜鲜血和生命，但一到危急关头它就不见了，而在遭到彻底失败的第二天，他们却觉得再舒服也没有了，这时虽然一切都失掉了，但至少可以自慰的是：无论如何事情总算已经做了。”
“小资产阶级就被种种互相矛盾的危险团团包围，它除了让一切都听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权力了，因此也就完全没有取得胜利的希望”，落在小资产阶级手里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遭到毁灭，“他们无论如何也忘不了篡夺‘合法的’君主即大公的地位和特权是一种叛逆行为，他们坐在阁员的安乐椅里深感内咎，所以能够希望这些懦夫有什么作为呢?他们不仅对起义放任自流，使它分散行动因而毫无结果，并且还竭力磨去运动的锋芒，使它软弱无力，从而摧毁这个运动、断送掉起义”。“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就是毫无策略，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1849年6月13日法国的斗争，“1849年5月德国各个地方的起义，都是由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在我看来，小资产阶级的形象是十分典型的，在我们现今的世界如♦♦♦♦♦♦♦♦♦♦♦♦♦♦，其中一部分人有明显的阶级特点，这不是他们天生如此，而是由社会地位、生存状况、生活现状决定的。他们拥有明显超出下层的财富和生活品质，但这种生活条件却比较脆弱，一旦遭遇失业、债务失控、意外等问题，或是时局变迁，他们就会毫无抵抗力地迅速跌落阶层;相比之下，他们不如上层阶级不惧风浪，也不像普通劳动者无可失去，而是会遭遇极大的生活落差，正因为这种挥之不去的危机感，他们时常很焦虑，一直在奔跑奋进不敢停下来，有时甚至会因此迷茫，因为只有达到上层或是有一种即将达到上层的错觉，他们才有安全感;他们太惧怕自己混入普通劳动者阶层，所以往往要用商品、仪式和优越感来填满自己，以便将自身和普通人的阶层区分，用这种强调行为来强化别人的印象和自己的期冀，让自己有已跻身上层的安慰感;他们往往在自身权益受到侵犯时表现出激昂有力的斗争态度，但会在真正要迈出关键步伐时缺席，并且一旦触怒威权就会立刻明智地噤声;他们在面对公权力时往往自称民众，诉诸群众的力量，但如果群众们的行为触及了他们的利益，他就会或明或暗指责其为乌合之众。
我从这本书和《雾月十八日》里学到的就是，小资产阶级是可以存在、尊重、引领的，但确实是不能委以革命重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