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德] 卡尔·马克思
在这本书中，马克思以事件史的方式叙述和分析了1871年3月18日到5月28日发生的巴黎人民起义和建立自己政府的全过程，即我们熟知的巴黎公社运动。
1870年9月2日，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惨败于普鲁士，包括他在内的十万法军成为阶下囚，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很快，声称只和法国皇帝开战而无意与法国人民为敌的威廉国王表示“战局驱使我越过了法国边境”，前往包围了巴黎。1871年1月28日，高喊着“永不投降”“不让寸土不让寸石”的国防政府的骗子们丢开了面具，开门投降了。
但在此时，让他们担忧的不是普鲁士，而是巴黎人民。在之前保卫城市时，所有能作战的巴黎人都为了“保家卫国而加入了国民自卫军并武装了起来，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代表巴黎投降的是临时组建的国防政府，国民自卫军同普鲁士只是实行了停战，他们保存了自己的枪械，将普鲁士人限制在一小块区域里，而这些胜利的容克贵族们对国民自卫军表现出了尊重和恭敬，一方面他们认可人民自卫的天然权利，另一方面他们深知自己陷于巴黎武装工人的包围中。
国防政府的首领梯也尔对于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力量无法容忍，因为工人手里的武器“会让有产阶级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他极力推动迅速接受战败合约的条款，只有这样普鲁士才会准许和支持他们推翻共和国的斗争，这样才能把所有战争费用都转嫁到进行生产的劳动者身上而保自身无恙;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场威胁其阶级生存的反抗奴隶主的叛乱，必须用最严酷的手段压制下去。
解除巴黎的武装就是这一切阴谋阳谋得以实现的最关键条件，为此梯也尔在一系列小伎俩失败后，发动了内战，“先前被反侵略斗争所遮蔽的巴黎运动的阶级形式，就以尖锐而纯粹的形式显露出来了”。作为共和国XX所在地又是法国工人阶级大本营的巴黎，其人民手执武器反抗了反革命势力恢复旧的帝国政权的企图，建立了代表各个阶层的国民政府，得到了巴黎中等阶级的大多数(除了富有的资本家)和农民的承认，公社颁布了一系列措施，取消了征兵制和常备军;颁布了新的公务人员任职原则;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的开支，从学校中革除了宗教的一切关联;把工厂交给工人合作社进行生产，缩短劳动时间;关闭了当铺等等。
公社“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那个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法国的首都不再是不列颠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各地封建贵族麋集的场所了，这是一个和凡尔赛政府完全相反的新世界。
梯也尔一边假装议和，一边寻求军队同巴黎作战，在快速失去外省的信任和全法国道义支持的情况下，他的议会也岌岌可危、即将被取代。最终他接受了俾斯麦的合约要求，匆匆签了字并让议会通过，之后带着被释放的法国军队和普鲁士军一起杀入巴黎。
“当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资产阶级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露出了自己的凶残面目”，此时“文明和正义就变成了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在巴黎的全体人民——男人、女人和儿童表现出高度的英雄气概血战一星期之久最终失败后，凡尔赛军队展开了一场大屠杀，“要想找到可以同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相比拟的东西，必须回到苏拉和罗马前后叁头执政的时代去。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发布公敌名单，不过这一次被列为公敌的是整个一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捕躲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不惜杀戮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机关枪来进行大规模的处决，他们没有‘手持法律’，也没有口喊‘文明’罢了”。在公社治理下平静而美好的巴黎，被“秩序”的恶狗变成了地狱，以至于敌人都无法接受，包围着巴黎东北部的普鲁士军队本来奉命不让任何逃亡者通过，但在士兵们纷纷选择服从人道而无视一切上司指令时，军官们开始视而不见，甚至有的军团出于高度的荣誉感，大批放走了公社战士。
大屠杀的结果表明了两点，一是表明了“一旦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对抗，资产阶级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进行报复”;二是资产者“已把他们自己看作旧封建主的合法继承人，旧封建主认为自己用任何武器镇压平民都是正当的，而平民拥有武器，不论什么样的武器，都是犯罪”。
马克思在这篇作品中，再次表现了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般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在人们眼前展开或刚刚终结时，马克思就能准确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和必然后果”，多年后人们会发现自己果然在承受着这些被其预言过的事变后果的苦难。
“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贝尔维尔一带的坡地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
甚至在事变之初，马克思就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二篇宣言中， 表达了十分准确的看法，普法战争之初，他就预言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丧钟敲响了，路易-波拿巴的丑剧即将告终，之后又呼吁德国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行动起来，避免战争失去所称的防御性质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最终这两点都一语成谶。在普鲁士挥师巴黎时，马克思说法兰西的共和国让人不安，因为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权，而只是占据了它空出来的位置，它不是社会的胜利，而是作为防御措施宣告成立的”，掌握他的临时政府的组成人声名狼藉，职权分配也很不妙。越来越多迹象表明，这个政府只是“从帝国继承了一大堆残砖断瓦，以及对工人阶级的恐惧”，它很可能“成为奥尔良王朝复辟的跳板和桥梁”。因此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正同时面对着反革命政府和侵略者两个敌人，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在这敌人几乎已经敲巴黎大门的时刻，推翻政府腹背受敌是会导致绝望的后果，因此他希望工人阶级能在共和国的框架内行动不要起义，如今再看，马克思的判断是十分准确的。(但在巴黎人民隐忍多日忍无可忍起义后，既然烽火已燃无路可退，马克思立刻对革命予以支持，他对巴黎公社给予了极大的赞美，用最大的热情号召工人阶级支持法国工人的革命，并对敌人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马克思甚至还在《第二篇宣言》的结尾，做出了如下判断：“这场可怕的战争就只不过是将来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序幕，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主人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果然，在他逝世30年后，在一片歌舞升平无人会料到战争来临的欧洲，他预言的可怕国际战争、一场给全世界带来永久伤疤的“伟大战争”开始了，资产阶级在产品严重过剩的情况下，用最后的生产资料制造了武器，分发给工人阶级，让他们在战场上相互同归于尽。工人们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谎言煽动，被主子们当作一种有颠覆风险的过剩生产资料，成规模地销毁在战场上，这是另一种对工人阶级的屠杀。
巴黎公社的结局命运中，最让人愤怒的是资产者们的表现，伦敦的一家报纸驻巴黎记者就这样报道：“远处还响着零星的枪声;濒临死亡的受伤者躺在拉雪兹神父墓地的墓石之间无人照管;6000个惊恐万状的暴乱者，在迷宫似的墓地地道中绝望地转来转去;沿街奔跑的不幸的人们，被机关枪大批地射杀。在这样的时候令人看了气愤的是，咖啡馆里挤满了爱好喝酒、打弹子、玩骨牌的人，荡妇们在林荫道上逛来逛去，纵酒狂欢的喧嚷声从豪华酒楼的雅座里传出来，打破深夜的寂静!”
这种整个阶级表现出的丧失人性的残忍，这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战争中胜败双方联合起来共同杀戮一个阶级这样的事件，表明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面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跨越国界成为了一体。
正因如此，就可以理解，在躲避追捕的途中，欧仁-鲍狄埃是在何等悲愤的情况下以受伤的手颤抖着写下了《L'Internationale》——即国际歌。
正因如此，马克思在本书结尾写道：“1871年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可能有什么和平，也不可能有什么停战了。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爆发，规模也将越来越大，最终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那是非常清楚的。而法国工人阶级只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他所不知道的是，也是让我们欣慰的是，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这个仇终究有报，在他离世34年后，一位叫做列宁的追随者领导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并在沙俄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32年后，那个发源于黄河的有五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也获得了阶级解放，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