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图景，笔者认为，李鸿章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词是对其最好的概括。而蒋廷黻先生便是对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忠实纪录者，他的《中国近代史》也正是在讨论一个主题，那便是近代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究竟应该怎么走，对此他提出的主要方案是：近代化。
当时的中国史学界认为中国近代史尚未到著书立说的时候，这本被蒋廷黻称为“初步报告”的著作，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中国近代历史虽仅百年，历时不长但内容极为复杂丰富，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是他对中国近代史整体思考的集中体现。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这本书是最早提出中国的强国之道在于“近代化”。哪个国家率先“近代化”，哪个国家便占据了主动。书中说，英国领先全世界率先“近代化”，从而变成了第一强国。他还举出土耳其、日本、俄国、土耳的例子，讨论“近代化”对于国家发展的突出意义。
书中多次提到“近代化”这词，由此可以认为，他是以这个独特视角来解读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的。他曾无数次的号召，中国人民走向“近代化”的路程。若说对其评价很高，笔者想这个观点一定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近代化”真的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唯一途径吗?“近代化”的理论真的毫无缺陷吗?
这里笔者不单独论述“现代化”范式下中国近代史的编写态度，在这里，笔者以蒋廷黻“洋弟子”费正清的“冲击-反应”原理来讨论“近代化”理论的弊端。80年代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即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争论。而“冲击-反应”理论正是现代化范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现代化范式是什么?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总结为传统农业国家到现代工业国家转型的过程。“冲击-反应”理论也正是如此。但问题在于：“冲击-反应”是社会进化论学说和国家有机体学说，将人类的生老病死用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之中，国家也因此生老病死的特征。那么，由此延展出来的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的过程，是一个单线程不可逆的过程，那以此推断，这个国家走的是什么发展过程呢?显然是一个走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过程，一个西方化的发展过程。用一个常见的词就是“西方中心主义”或者叫“欧洲中心论”，暗含的意思就是中国也应当并且必须按照欧洲的道路走。在这个体系下，显然列强是冲击，中国是反应。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个，冲击的文明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动态的文明，反应的文明是一个静止落后的静态的文明。第二个，这个静止落后的文明只有在发展进步的文明的触动下才会发生改变。第二点用赫德的话来说就是“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变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候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的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这里可以看出冲击回应将传统和现代对立，将传统看作落后，将现代看作先进，又走上了西方路线唯一的道路。第二点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中心主义，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在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体作用。
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发展或者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两半社会的独特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没有实现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谈不上社会转型的成功。“冲击-反应”理论简单的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总结为转型的过程，是非常片面不合理的。而“近代化”也正是“西方中心论”思想下的产物，是单纯的“西洋化”，而非通俗意义上理解的“现代社会的特征，它是社会在工业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在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和研究的时候，更应当注意这个理论对于本书的影响与我们现实思考时的角度问题。
但具有“西方中心论”观点的《中国近代史》是否就不具有可取性呢?答案当时是否定的，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的总论中明确指出，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为抗战建国提供借鉴。而我们正应当把握其创作的时代背景，在内忧外患的社会条件限制下，他不得不寻找发展的捷径，而学习西方正是合理的选择，所以我们应当站在多重立场上考虑他对于“近代化”问题的解读与看法，不能只站在现在或当时的视角下给予片面的评定。
另外一个问题便是“内外”问题。蒋廷黻先生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对于国际形势的把握切中肯綮，但令笔者觉得出乎意料的是，这本书的阐述角度却始终以“内”为主。1938年蒋廷黻用两个月时间写就了这本《中国近代史》，当时中国正处于日本侵略的危机之中，同时也是中国开始现代化改革的百年之机。“外交虽紧要，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他的这本著作即是从外交内政的关系入手，重点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为抵御外敌入侵而改革内政的各种方案，体现了他寻求救亡之道的使命感。正如他在全书的《总论》中说到此书的写作宗旨是：“现在我们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但我们也可以体悟到贯穿始终的外交线索对于作者行文思路的影响。
最后笔者要讨论的问题便是书中对于人物新颖独特的评价问题，相对于其他学者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最打动笔者的地方便是别出心裁的人物评价，以林则徐为例：
提及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一著名诗句可谓耳熟能详。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便是：百战百胜、忠君爱国。历史对其的评价也多是褒奖。而在作者看来，林则徐“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因为他当时觉悟到中国较之与西洋的落后而不敢公开提倡。”晚清士大夫最忌惮清流指摘，林则徐在海疆一线，深知中国器物不如西方，必须改革，可是林则徐不敢说。因为在北京朝廷的清流们，对西方器物一无所知，如果林则徐提出改革，势必会说他扬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倘若失了名誉，当官就难了。
由此不得不联系到书中另外一个见解：中国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一个人提倡维新，有十个人反对。在晚清士大夫群体中，能够发现维新才能救国的远不足十分之一，而能够公然提倡维新并身体力行的，更是少之又少，毕竟提出者总要遭到社会舆论的激烈反对。郭嵩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在西欧时，努力研究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认为不仅仅是器物，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也值得中国学习。他的这些超时代言论自然是引起全国士大夫的谩骂，说他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故而旧时的中国官场造就了一大批如林则徐、李鸿章这样的政治两面人：一方面，公开场合上坚持维护政治正确，不敢说朝廷一个不字;另一方面，私下里洞悉中国不如西方，必须加紧变革。
所以，作者认为“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其实纵观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场，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颇有远见，但是他们都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也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也正因如此，在他笔下的林则徐由此形象鲜明同时极具代表性，这也反映出历史人物的多面性特点。
综合上述讨论，笔者认为，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便是一次追寻近代中国的复兴之路的拓荒，他的历史研究观对于后世学者的近代史研究有着奠基作用，对于近代史的阐释也符合当时对于近代中国复兴的求索，开拓了近代史研究的“荒原”，不仅如此，“墙里开花墙外香”，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国内外研究领域都有着不可小觑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