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切关联。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在新时代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本人率先垂范，在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章当中，无论是谈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还是在国际场合阐明中国的原则、观点、立场，抑或是在基层和干部群众倾心地交谈，习近平总书记经常会引用一些中国经史典籍当中的华章佳句，不仅对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精准的阐释，而且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闪烁着新时代的思想光芒。这些华章佳句，又和习近平总书记朴素的大众化的语言鲜活地融合在一起，真正实现了让古籍里的文字活了起来。
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播出的系列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共分12期，每期节目确立一个主题，邀请一位思想解读人，一位经典释义人，和大家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论述当中的用典。本版在此特别约请《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节目的经典释义人王立群撰写文章，阐释学习典故的丰富意义。
一
典故，在古代又称事类。南朝文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一篇文字专讲事类。刘勰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所谓事类，就是文章在达意抒情之外，根据故事来类比说明义理，引用故事、古语来论证今义。刘勰的界定与分类，今天依然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并接受。典故是指在话语活动中所引用的一切业已发生或出现过，有其文献依据，并具有可追溯的原初情景的叙述内容或语言形式。典故可以表现为一个词语或成语、短语，也可以表现为一句话、一句诗甚至一段叙述。简而言之，典故包括事典、语典两类。
《文心雕龙》专列《事类》一篇，对典故的内涵、起源及使用进行阐释，这说明最迟到南朝时期，用典已成为中国文化的普遍风气，亟需对其进行理论总结和使用规范了。南朝以后，用典之风逐渐渗透到经史子集各个层面，成为中国文化最明显的表征之一，也是中国话语言简义丰、意味深长的根本所在。因此，中国古代的文人读书伊始，就特别注重典故内容的学习及用典技巧的训练，这是一种基本的文字功夫。
用典的前提是必须有典故存在。典故是从哪里来的?典故的特点之一是可以追溯，能够追寻到其原始的文献出处。一言以蔽之：典故来源于古代文献。典故必定需要文化积累到足够水平之后才能应运而生，典故发达的前提是有足够数量的文献。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从史前神话传说，到夏商周三代的文字的发明使用，“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尚书·多士》)，孔子删述六经，乃至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大量的原始文献，为此后中国文化的发达奠定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从六艺到十三经，从前四史到二十四史，加上历代思想家治国安邦的深思熟虑，众多总集、别集的编纂，这些数不胜数、汗牛充栋的古代文献，既是孕育典故的肥沃土壤，也是用典的型范。历史愈前进，文化愈厚重，典故愈丰富。旧的典故被反复陈述，意义不断被凸显，话语空间不断被重构，不断被赋予新的派生意义;同时，新的典故也在不断生成。因此，典故的发达，一方面是历史悠久的表征，另一方面是文化繁荣的体现。
二
由此可知，一个典故的意义，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典故最初生成时的意义;二是在文化传承的进程中典故被不断运用的意义，这个意义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甚至会大相径庭;三是当下使用的意义。简单认识一个典故的意义，关注其当下使用的意义也能粗略理解，但要深入理解一个典故的意义，这三者是不可或缺的。一句话，理解典故，不能脱离具体的空间语境：生成的语境，历史中使用的语境以及当下运用的语境。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时说到：“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习近平善于用典，这次讲话就用了大量的典故，仅就此句而言，就出现了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四个典故。下面以“刮骨疗毒”为例，分析一下典故的三重意义。
第一，生成意义。刮骨疗毒这个典故的出现与三国名将关羽有关。《三国志·蜀志·关羽传》记载：“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割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饮酒，言笑自若。”这段文献中没有出现“刮骨疗毒”四字，但有“割骨去毒”之语及相关的故事，故可视为能够追溯到的最早出处。一般而言，典故的生成，尤其是事典的生成，必须有个凝练的过程，即把一段历史、一个故事浓缩为简洁且有表现力的寥寥数语，以便后人转述、重复、使用。将刮骨疗毒置于关羽疗伤的具体语境中，其生成意义即其字面意义，即刮除渗透毒液的骨头，以此达到疗伤的目的。不过，在此字面意义的语境中，也能深切地感受到关羽的英勇与意志坚强的品性，这些字面意义附带的话语背景，为典故的传播及重新赋值提供了可能。
第二，传播意义。一个典故的真正形成，有赖于在出现后的历史中被不断运用，在新的话语空间中，浓缩的相对固定的表述被不断凸显，由此赋予典故新的生命力。典故传承的方式至少有两种，一是意义复述，二是意义派生。所谓意义复述，既包括对原文的引述，也包括对原文的渲染与改编。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经《初学记》《白孔六帖》《太平御览》《记纂渊海》《诸史提要》《锦绣万花谷》等大量文献的全引、节引，为此故事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虽然一些类书中仅仅截取刮骨的几句，省略了前后的细节背景，但也由此愈加凸显了故事的关键词，即典故的文字表述。纯粹的引用之外，尚有文学性的改造。正史中关羽刮骨疗毒的事件，经历代说话(如《水浒传》第100回中就有燕青听《三国志平话》，正说到关羽刮骨疗毒的情节)，尤其是到明代的时候，经由罗贯中《三国演义》的渲染、普及更是深入人心。《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关云长刮骨疗毒，吕子明白衣渡江》前半部分就着力渲染此事，大意是说：关羽在战斗中右臂被射中一箭。不想箭头有毒，毒已入骨，又青又肿，动弹不得，长久不愈。名医华佗听闻后，亲自前往，割开皮肉治疗。“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华佗刮尽骨上的毒，敷上药，缝上线，手术告成，关羽大笑而起，说：“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华佗亦感慨道：“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三国志》中并未交代为关羽刮骨的医生姓氏名谁，《三国演义》将其定位为华佗。华佗确为一代名医，不过他不可能为关羽刮骨，因为关羽中箭的时候，华佗早已离世。《三国演义》让关羽与华佗走到一起，是文学手法，是为了互相衬托，一为名医，一为名将，既突出了关羽的英雄气概，又彰显了华佗的高超医术。此类细节与故事改造，对刮骨疗毒的初始意义并没多大改变，但文学性的演绎，无疑强化了事件的惊心动魄性，其功能在于让此事传播范围更加广泛，无意中也引导了意义派生的趋向。所谓派生意义，是指典故在原初意义的基础上，引申、衍化的新意。刮骨疗毒的典故，在文学作品中常被缩减为“刮骨”二字。南朝庾信的名篇《哀江南赋》中曾用此典：“胄落鱼门，兵填马窟，屡犯通中，频遭刮骨。”此处用“刮骨”典故，是说南朝萧梁大将柳仲礼与侯景战于青塘，身中数刀之事，且此役之后，士气大衰，并未含有勇武之意。唐代王维的《燕支行》中云“报仇只是闻尝胆，饮酒不曾妨刮骨”，则是借用关羽刮骨的典故，将饮酒与刮骨强烈对比，已隐含勇武刚毅之意。明代李东阳《痛语·东南屏》中“刮骨彼何雄，湔肠或非懵”，则将“刮骨”与“何雄”直接联系，由此明确赋予了英勇雄壮的内涵，后来此典的运用大都遵循这个意义。
第三，当下意义。典故尽管是在历史中生成的，但因为具备能够时刻存在于当前的特质而具备了现实意义。这是一个新的话语空间中意义重新赋值的过程。有了话语空间的重构，有了新的意义赋值，典故才展现出时代的活力。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月在使用“刮骨疗毒”这个典故时的讲话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开始进入“深水区”。深水区改革会触及许多艰难的问题，然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容不得其他选择。深水区改革重要的一项是必须疗治体制上积累的各种顽疾，打铁先需自身硬，必须剔除各种痼瘤。反腐惩贪，就是清除毒瘤的大手笔。这无疑需要更大的勇气、更多的智慧、更强的韧性。清除体制上的脓疮、剜除体制上的毒瘤、剔除体制中的害群之马，需要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与决心。正是因为这种敢于向自身体制动刀的勇气与决心，中国目前的反腐才取得了重大突破。
由上面对“刮骨疗毒”典故三层意义的详细分解可知，一个典故的生成，首先是一个由多到少的凝练过程，故事类的典故尤其如此，关羽疗伤的大段文字最终浓缩为“刮骨疗毒”4个字，甚或“刮骨”二字。比较而言，语言类的典故浓缩幅度没有故事类那么大，但也必须有此过程，如修齐治平，就是对《礼记·大学》中开篇一大段文字的凝练，见贤思齐背后还隐含着“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其次，一个典故的最终形成，还需要一个意义逐渐明确、固定的过程，典故生成的最初意义往往具有多种思想倾向，在生成之后的话语实践中借助新的具体语境被反复陈述，倾向渐趋固定，意义逐渐明朗，由此被大多数学者认可并使用。关羽刮骨的典故可以指向受伤，可以指向疼痛，也可以指向勇敢无畏，而在文人的反复引用中，最终固定在了意志坚强、勇敢无畏的意义层面上。
因此，要深入理解一个典故，不但要理解运用典故时的具体语境，还需要了解典故的生成与传播过程中意义变化的情况。如果说典故的生成是一个由多到少的凝练过程，那么对典故的理解与阐释就是一个由少到多的分析过程。在这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树立了一个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根本、最持久的推动力。在他的一系列讲话、文章中，经常引用一些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故事、古语，并与朴素、大众化的语言融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话语风格。如何深入、深刻、到位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系列节目通过邀请思想解读人、经典释义人的方式，与观众一起学习、领悟经典。经典释义人通过追溯典故的生成意义、传播意义，并以历史中践行典故精神的具体人物为例，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细致阐释。思想解读人则集中阐释典故的当下意义，结合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及讲话的具体语境，从思想理论层面对讲话的精神进行分解与总结。什么是深入学习、深刻理解?这就是深入学习、深刻理解。
三
典故是故事、古语，是古代的东西。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曾明确提倡“不用典”(《文学改良刍议》)，倡导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并使用典故呢?
首先说明一点，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倡导“不用典”，并非彻底排斥用典，而是反对拙劣的用典，其言语之激进，意在构建一个以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系统。实践证明，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彻底隔断旧文化，经过改造的旧文化，反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得力资源。再者，典故尽管生成于古代，但并非一成不变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词汇群体而存在，随着汉语的发展，也有不少典故进入汉语一般词汇系统，成为现代汉语的常用词，被人们广泛理解和接受。从最简单的层面而言，典故的存在，不但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而且在文本写作、语言交际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言简义丰。即用很少的词汇，表达丰富的意义。这是由典故的生成层面决定的。一般而言，无论事典，抑或语典，其生成均需经过一个凝练的过程：从本末翔实细节丰富的故事、言说细密逻辑谨严的长篇大论，或者一首诗歌、一篇散文，最终浓缩为字数极少的关键词。语言表述用词减少了，但其表达的意义并未缩减，其承载的不仅有原初意义，还有最新的话语空间及新意。习近平在2020年春年团拜会上讲话时曾用“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来论述家国之间的关系，这是引用《孟子》的话，不用长篇累牍，11个字就把天下、国、家的关系说得清晰明白，并强调“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的道理。在中华民族最重要节日春节的语境中，引用此典，以简驭繁，以少胜多，既表达了天下国家的关系，也包涵了对家庭和谐幸福、国家兴旺发达的祝愿。
第二，增强表现力。艺术作品中用典，作品更加生动形象;说理文章中用典，既是论据，又增加了理论的深度。2020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和各界青年座谈时勉励青年加强道德修养，用了一个典故：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个典故出自《国语》，是先秦流行的谚语。善与恶，是修养的两极;登与崩，一难一易，一慢一快，用一“如”字将其勾连，不仅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有强烈的视觉冲突，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第三，委婉含蓄。文艺作品，尤其是诗歌中的用典，能使其表意丰厚，韵味悠久，含蓄蕴藉。中国文化中自古就有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的言说传统。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不能直白讲明的思想、意图、倾向，有时借助典故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外交场合曾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国虽大，好战必亡”“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等来阐述中国的外交立场。
典故不仅仅是文学创作、论事说理的修辞手段，也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技巧、对话策略，同时它还是历史的一个个缩影，是复述和记忆一个民族过往经历、所思所想的关键词。从一定意义上讲，典故承载着传承历史、延续文化记忆的功能。因此，学习典故、使用典故也是在重温历史，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从此层面而言，学典、用典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第一，学习和使用典故，是对历史的敬畏与致意。
典故来源于历史，并在历史中发展、运用和意义相对固定，历史越悠久，典故越发达。作为包含大量历史、文化、人类经验与记忆内容的话语，典故具备了历史叙述的功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2020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的讲话)。用典的本质就是用史。学习和使用典故，就是重温富含教益的历史故实和富含哲理的圣贤之言，就是学习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民族的经验，是对历史的敬畏与温情致意。数典忘祖，“其无后乎”(《左传·昭公十五年》)的警告，在任何时期都有昭示意义。
第二，学习和使用典故，是对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与接受。
典故源于历史，又具备超历史性。典故蕴含的经验、教训、哲理等文化精髓不受过去约束，具备持久永恒的超越历史意义，而且，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些事件总会一再重演。因此，追溯典故的来源，重温典故的历史，挖掘典故的思想，借鉴典故的经验，在新时期的语境中赋予其新的思想生命，这就是用历史眼光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接受。追溯源头，分析现状，把握未来，这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
第三，学习和使用典故，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深层自信。文化自信从哪里来?从历史中来，从传统中来。一个用典故说话的人，是在同千万个声音对话，传递着历史的智慧，延续着深邃的思想;一个用典故说话的人，是在用千万个声音发声，带着充足的底气，有着无穷的力量。“我很不希望把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国民族的文化基因”(2020年9月9日习近平在北京师范大学看望师生时的讲话)。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是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
总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从古至今，典故承担着多种功能。它是把握历史的关键词，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纲领，是民族凝聚的重要纽带，是现代社会开拓发展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的引经据典，是在重温中国历史，讲述中国故事，继承中国传统，总结中国经验，凝练中国精神，是向世界发出的中国声音。